三十年来，虽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健全、完善和落实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更应当看到，这一制度所体现和奉行的人民主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什么权威机构要求行政机关这么做，行政机关还是会限定自己的选择，自愿地限制自己的裁量权。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敢啃‘硬骨头，义无反顾、一抓到底。
[18]王锡锌：《行政决策正当性要素的个案解读—以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为个案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11页。[11]戴昌桥：《行政官僚行为动机理论的历史演化及其特质—基于人性假设视角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0-71页。到2020年，能否实现改革与发展的预期目标，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效具有决定性意义。首现，评价指标要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形式转向实质。2．行政决策程序 重大行政决策，是指各级政府为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管理职能，而作出的带有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各种行政决策。
[10] 行政自制既是一种有关理想型行政模式的描述，也包含为实现该理想目标的具体制度设计。所谓分权，是指行政内部分权，即将政府职能部门区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个部分，建立三权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制衡结构。③其二，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既是一种法律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法律制度。
由此可见，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价值是深层次的，我们将问题再进一步具体化就可以看出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还有下列价值。 四、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制度构型 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存在一个实施和实现的问题，这个实施和实现说到底是它的制度构型，当然行政强制说明理由中的理由作为说明理由的内容也是该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此，我们认为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是一种纯粹的立法行为。之四，行政强制设定中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征询。
深而论之，当立法机关要求行政强制法案的起草者说明某一行政强制设定的理由时，必须对其就这一行政强制设定的论证过程进行判断。由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法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控制行政强制的设定，该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长期以来相对无序的行政强制有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行政系统在职权行使中一旦将强制手段运用不当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此点表明当一个行政主体主张在某一法律案中设定行政强制时它必须能够提供在这个行政管理领域其他行政手段达不到相应的目的。例如某一行政主体要在一个行政法规范中设定强制征收的强制措施，就应当提供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征缴义务从而违反行政法的事实依据。我们知道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有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力，这个权力的当然性也使人们认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也是其职权的当然运用，既然是职权的当然运用，因此其就不一定受规则的强烈限制，然而行政强制法却改变了传统的关于行政强制的理念，就是将它由行为向规则进行拓展，使行政强制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在于无论行政强制措施也罢，还是行政强制执行也罢，都必须有严格的规则进行约束，都是对规则的一种当然的转化。之二，行政强制设定的立项调研。
这三个范畴实质上反映了行政强制设定中下列相关关系：一则，所设定的行政强制与法律典则的关系。例如没有经过正当司法程序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这个含义实质上是对行政权和司法权关系的处理，即行政系统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即是说，只有通过司法程序公民的人身自由才能够受到正当约束。因为授权是有条件的，例如牵涉到强制权力的立法机关就不能随意授予，这时处理的办法就是让行政系统自身形成有关的法律草案，并将这些法律草案提交给立法机关。因为它使一个牵扯到行政强制行为的立法有了两个义务主体，一个义务主体是立法机关，而另一个义务主体则是行政系统。
而行政强制法的制定则将原来与执法密不可分的强制行为立法化了，让每一个行政强制的行为或者行政强制的措施都有法律典则上的依据。第二，它是行政强制的论证行为。
上列诟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由目前行政权运作的机制而生成的，例如行政机关通过造法执法而使其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化。应当强调，这个提供应当是精确的，不能把个别的因素视为一般的因素，不能把偶然的因素视为必然的因素，不能把临时性的因素视为长久性的因素，等等。
200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授权立法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正当程序是现代宪政理念和法治理念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它形成的初期所要求的是立法权必须与司法权、立法权必须与行政权有程序上的约束，例如属于立法空间的，司法不能介入。所谓复合主体就是指它是在立法意志和行政意志的复合作用下而形成的，从理论上讲立法权是归于立法机关行使的，行政立法作为立法的一种也不能例外，也应当由立法机关行使。④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作为一种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作为行为的属性是具有一种表象的，即是说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更应当是一种法律制度。(16)当然，行政理性的全面实现还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推进，但不能否定的是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可以在整个行政权行使中进行推广，我们在行政强制设定中要求行政机关说明理由，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行政处罚设定、行政许可设定以及其他行政主体向公民设定义务的行为中推广这样的制度呢？笔者乐观地认为这个制度是使行政权理性化的开端，它还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因此，我们认为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的控制进路之一就是将其由执法而拓展到立法。
而属于行政范畴的，立法也要有条件地介入。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在对行政执法的规制中没有使用正当程序的概念，而所使用的是程序正当的概念，尽管与西方的理念相比只是措辞顺序的颠倒，但实质上反映了我们在行政法治程序设计中的相对保守性。当行政机关在行政法案中提出设定行政强制时，其一方面要有能够提出这个动议的权力，就是有权向立法机关提出设定这一行政强制的动议，这个动议的提出是它应有的权能，反过来说强制设定动议的提出是有主体资格限制的，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20)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对法律、法规的立法机关提出的要求，要求设定行政强制时，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在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掌握平衡，既不能规定过多强制，将强制当作包治良药，也不能因噎废食，忽视了强制的作用，对行政管理实际需求视而不见。行政强制对于行政管理中的手段体系而言，它是最让行政相对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它既有可能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自由，也有可能约束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而这两个自由都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自由权的有机构成部分。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15)而对于这样的情况，立法机关则很难从立法机制上对其进行约束，基于此，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便在原来的行政非理性中找到了一种使其理性化的手段。所谓技术问题是指行政系统在行政执法中之所以要实施行政强制大多是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当然这种社会控制是通过对行政相对人的约束而实现的，而对立法机关而言行政强制则是一个价值问题，因为行政强制一旦实施就必然关涉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或者财产自由权。第三种可能的结果是立法机关对行政强制草案形成者的理由作部分的认可。
此制度对于行政强制设定中的民主化、公正化、科学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笔者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对这个问题作了正本清源，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例如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就已经形成了体系，与之相比，在我国行政法中行政行为与行政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却鲜有学者进行研究。二则，所设定的行政强制与行政机关职权的关系。
行政强制法第14条在设立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制度时没有明确规定说明理由行为的立法后果，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有可能导致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立法机关接受了行政法草案有关强制设定说明理由的理由和说明行为，在选择接受的情况下行政强制草案形成者的意志就得到了体现。我们再将问题回到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中来，毫无疑问，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是行政系统对立法机关阐释某一行政强制存在的理由，这实质上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一种约束，而这样的约束是通过一方向另一方的解释，另一方向他方的监督而进行的。
(13) 其二，体现立法技术性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当行政系统主张设定某一行政强制时，除了证明其他行政手段在相应事态处置上是疲软的，同时还必须证明所设定的行政强制是有效的，这个有效性既可以通过理论上的论证来阐释，又可以通过长期的行政执法实践来进行佐证。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尽管在体系的设置、条文的构成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诸国的行政程序法都有一套能够支撑该法典的重要制度。(12)上列两方面的含义足以说明正当程序是对若干国家权力机关关系的有效处理。
在诸种诟病中，行政征收和行政强制拆迁是最为突出的。一旦行政主体不能够证明其主张设定的行政强制会产生较小负面效应时，就可以认为他没有提供设定该行政行为的充分理由。
(二)作为其他行政行为应对疲软的理由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同样道理，属于司法空间的，立法也不能介入。
反之，若某一领域存在大量的足以导致行政强制产生的违法行为，那就应当设定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强制。(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